狄薇薇：是时候夺回对“法西斯对立面”概念的话语权了

　　相比教科书上遥远异国的战争故事，我们总是更熟悉自己祖先亲手打败的敌人。二战期间，除极个别留苏中国人在苏军参与了欧洲战场外，我们民族关于当年战争的集体记忆是与抵抗、击败日本法西斯相关的。今年我们将举行的盛大纪念，第一主题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我们纪念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还是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弘扬这场战争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无端民族狂热驱使的相互仇杀”的绝对道德正义性、强调其奠定当今世界总体和平局面的伟大意义，更是为了在纪念80年前世界人民打败了世界法西斯往事的同时，能将“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发生的”从具体民族形式中抽象出来，看穿普遍意义上“法西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超出缅怀的温故，达到警惕的知新。

　　有勇气、有体魄、有学术追求、不怕事、无移民意愿的中国文科生，这三年都可以考虑下申请来美国读政治科学的研究生。因为这是八十年一遇的特大机会，可以“嵌入式”观察一场还从未有新中国政治学者直观沉浸见证过的社会进程——一个高度成熟的、建于发达大型经济体上的西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如何走向法西斯主义。

　　总的来看，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制衡机制虽还未从观念上瓦解，但在联邦运作层面已经失灵，共和党已完全被MAGA民粹“夺舍”；“右翼新教白人富裕男性”之外的所有群体都开始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对部分弱势和边缘群体，这种打击的程度已经可称为“迫害”，小规模的“水晶之夜”已经多次发生；“民族悲情”“白人悲情”和反智主义叙事正成为官方显学，对全球人类文明主体的自我孤立、和与一些外国狐朋狗友建立在阴谋论和魔怔上的“右翼轴心”，正在同步形成。

　　MAGA对美国现行体制的破坏，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预计将同时具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基督教法西斯政权的政治文化特征。

　　此外，也不应将美国新产生的法西斯化趋势与美国已长期存在的总体性治理失败相混淆；事实上，笔者个人暑假及截至目前在美国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地方（包括一些我们被告知过不要步行穿越的“黑人区”），市政环境、公共服务运作、各种社区自组织甚至包括国内颇有刻板印象的治安环境等仍处于正常水平，笔者还从未亲身听见过枪声，也从未听说过小区、学校和两点之间的路上发生任何-毒品犯罪（当然这可能与美国人口密度低有关；笔者自己的外出和交友相当谨慎，可能也增大了感知误差）。

　　然而，目前这一尚处在缓慢演变中的美国已经足够证明，零封建历史、长期自由派-保守派“双保险”意识形态教育、从无成功政变或军政府历史的高度成功的民主实践、天然封杀小党的选举制度和演变到今天的联邦选举人团流程体系，均不足以抵御民粹裹挟的法西斯化潮流。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典范——美国，在后者冲击面前不堪一击。

　　一方面，这是一种反向的英雄史观，否认了美国体制已经长期存在、只是被特朗普揭破的系统性问题。另一方面，按笔者的看法，特朗普虽然迎合和操纵阴谋论与极端宗教叙事，各项治理随其所欲，但他在政治上仍具有典型大资本家随时“TACO”的软弱性，缺乏那种让自己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陪葬所需的牺牲精神或强迫症。

　　篡改“法西斯主义”概念本质的西方资产阶级史观，要为美国的快速法西斯化负全责

　　被公认为其民粹基本盘的保守派、基督教白人基本盘，平时都自称是“民主”、“自由”、“”、“法治”这些“美式政治优越性代名词”最坚定的支持者；深厚的民主选举历史、深刻的法治理念实践、稳定的治理传统和对作为“必要之恶”政府根深蒂固的怀疑，不仅没有成为这些人抵御法西斯思想的屏障，反而成了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拥抱“美丽新世界”的借口。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受公立快乐教育长大的“红脖子”中：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初次上台前美国保守主义精英们还端起人设“担忧”了几场的话，这次就目前笔者已知，美国最保守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但凡参与现实政治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按自己的“自由斗士”、“民主先锋”人设去阻挡特朗普的专断，反而在这场对保守派一切传统政治旗号的“自我政变”中扮演了辩护士甚至急先锋。

　　安·兰德的政治哲学强调以私有财产权为主要特征的“个人权利”，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是唯一道德的社会制度，因为在她看来，“合乎道德”的唯一标准是保护上述权利。她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一个仅限于保护个人权利社会契约的“最小政府”，因为无论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政府，都会破坏这种自由放任的纯粹性。

　　由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适逢美国麦卡锡时代和东德“六一七”事件前夜，被浪潮下的美国“主流”舆论作为显学大肆传播；随后发生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泄露事件和波匈事件更是对其起到了“铁幕对面的背书”效果，“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为极权主义”，成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最喜欢的理论基础和宣传弹药之一，汉斯·艾森克、斯图尔特·克里斯蒂和阿尔伯特·梅尔策等人以“威权-自由程度”作为一侧坐标轴的各种原始版“诺兰曲线”四象限图，都采用了阿伦特分类法的精神。

　　苏联解体后，阿伦特原著作中的“斯大林主义”被进一步“推广”到覆盖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思想在世界各国知识界尤其高校中遗毒至今，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者的思维模式，并在一些剧变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又反过来影响到官方历史叙事中。当今一些东欧亲美政权同时禁止镰刀锤子标志和纳粹万字符，理由为颇为“中间派”的“反对一切极权主义”，正是源于这位大姐最初塑造的、修正的法西斯主义观。

　　如果特朗普没有出现、或者如果他没有第二次当选，或者他第二次当选后没有在美国掀起这场法西斯化狂潮、或者这场运动遭到了美国“小政府”“个人主义”“精英”“民主”保守派的坚决而非狂热吹捧，这种拿“自由-威权”作量尺的价值观还可以继续被当成教材一代代讲下去，一代代在我们的文科课堂上制造自以为有独立思想的安·兰德和汉娜·阿伦特的崇拜者。

　　笔者对汉娜·阿伦特并不反感。她所推崇的“参与式民主”和对当时西方代议制的批判，其实与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理论探索及对美国选举制的批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阿伦特“参与式民主”模型的部分灵感正源于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排除掉被西方保守主义势力选择性宣传利用的后事，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概念建构虽然当时被骂得很惨，也算为国际共运树起了一块雷区警示牌。

　　笔者对安·兰德观感很差，但做学术就像演戏，一台戏里不应该只有生旦净没有丑，最缺德的一种哲学立场不应该因为没人敢提而悬空，总要有个代表性学派或人物去占位。安·兰德去唱了这个丑角的词，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汉娜·阿伦特的情况更复杂一些。虽然23岁就拿到哲学博士，但她的研究领域是一种介于神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东西。她在纳粹上台（立即流亡国外，仅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六个月）时，只比现在的我大一点，又被反纳粹工作牵扯了精力，很可能并未注意到德国这一时期的“保守革命”浪潮——这种业余兴趣，不要说在那时了，即使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阿伦特自己的话说）“男人的阵线”——及其理念与美国保守主义阵营惊人的相似性。她的问题出在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忽视上。

　　原德国国防军军官、纳粹时代与希特勒若即若离的德国著名极右翼哲学家恩斯特·荣格，在纳粹上台前曾是某种“让德国再次伟大”式理念的呼吁者和重要叙事塑造者。他的前秘书、极右翼知识分子阿明·莫勒在1949年指出，魏玛共和国时代，包括他老板在内的德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保守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标志是反对自威廉皇帝以来德国社会相对温和的一切，包括基督教伦理内部对自由主义的容忍、对平等观念和代议制的认可、基于理性主义和科学的文化精神等，同时宣扬某种反理性、反启蒙运动的“德意志浪漫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民族传统”，神化一战及其塑造的暴力友谊等等。“保守革命”哲学家们非常类似今天美国的卡托研究所知识精英或右翼博客主持人，他们对魏玛理念的破坏和对“德国精神”的重构，在上层建筑层面起到了“为希特勒驱除云尔”的效果。

　　以目前的美国为例。从一些特定的视角来看，美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但她目前已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阻碍明显大于推动力的“阻滞期”。上面所述的那些右翼智库、播客主持们，不知道那种他们祖辈曾拥有的“美国生活方式”能如何延续或走向未来，于是希望将它锚定或逆转到某个已逝去的特定“黄金时代”。这种尝试最终必然在最本质、但务虚层面也容易表态的层面——产主义（反对经济所有制调整这个唯一正确的前进出路）——下锚。锚链抛下后，自由、民主、人权、多党制、“小政府”之类一切先前的“戒律”，都是可以抛弃的；白人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崇拜等等一切先前被视为背叛价值观的邪招，都是可以乞灵的。

　　“本位”的法西斯、代议制两种“资产阶级专政方式”定义，并不是笔者的新发明。由于魏玛共和国艾伯特政权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疯狂扼杀，1920年代初，苏俄和新生的共产国际引入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论”（Sozialfaschismusthese）的提法，其重要衍生推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法西斯独裁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社会政治表现的一体两面”。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在德国上台前，部分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被当时的国际运动领导层误判为资本主义最后的总危机，“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主流看法，客观上导致德共与社民党合作失败，帮助了希特勒上台。

　　德国人民的英雄儿子台尔曼曾将德共发展成德国第三大政党。但因执行了共产国际反SPD的错误路线、分散了左翼选票，使纳粹乘虚而入，德共与SPD双输，自己也壮烈牺牲

　　纳粹夺取德国政权后，出于与社会党阵营统一战线的需要，苏联官方逐渐淡化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表述、代之以“人民阵线”的新提法（这个提法后来一直延续，并被包括我国在内继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继承），但“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法西斯独裁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社会政治表现的一体两面”，作为国际运动的理论叙事已然成型，并成为当时包括西方在内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

　　冷战开始后，由于苏联在自身探索中犯下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集体化运动中的脱离农业现实等历史错误逐渐为全世界所知晓，加上一批西方政治学者的话语重构，“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逐渐由“”变成了“民主制”，其与后者的共通点——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淡化了，唯心主义的“极权”、“自由”取代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物质基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法西斯的标尺。

　　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和文化多样性导致的“极权”标准模糊化（例如，“东德MfS建立了巨大的人工监听网络”被认为是典型的极权行为，那么大规模自动记录互联网足迹的“棱镜”行动算什么呢？监控探头和其他政府监管在东亚日韩等国与美国的差异，则是更模糊的例子）、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公民权与实际劳动生产-纳税活动的大量错配（典型例子是美国和欧洲的大量非法务工移民），“极权-自由”这把标尺正在变得越来越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越来越像是宣传工具、而难以作为客观的评价准则。

　　法西斯道路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体两面。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形式不是某种从虚空中掉落人间的抽象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结局；只要私有制这个根本约束不破除，阶级斗争被限缩在系统内各个节点所积累的社会内应力——无证移民合法化、“黑命贵”、LGBT权益运动等与“传统社会”对上述补偿自身所造成新问题的自发反弹互相激发振荡，最终一定会找到法西斯主义道路这个突破口。

　　一个社会要想“本质安全”地对抗法西斯主义这个幽灵，筑起坚不可摧的反法西斯大坝，弘扬理直气壮的爱国主义精神，避免正直群众的爱国心陷入当年德意日社会陷入的种族优越论和军国主义异化、给全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必须建立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协调发展，社会生产有序受控、分配成果及于全民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